打赢一场战争、清点死者、然后放弃征服的皇帝

大约公元前261年，在羯陵伽（今天印度东海岸的奥里萨邦）的沿海平原上，一支军队完成了它的任务。清点战果时，这位得胜的皇帝亲自记下了数字：十万人被杀，十五万人被俘虏带走，还有”数倍于此”的人死于战争过后留下的创伤、饥饿和疾病。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数字，原因十分不寻常:**是他自己把这些数字公之于众的。**不是一位战败的史官，也不是对手，而是胜利者本人。他让人把这些数字刻在石头上，用他自己的口吻,紧挨着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征服者留下过的一句话：这场屠杀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悔恨。

这位皇帝就是阿育王，孔雀王朝的第三位统治者。那一刻，他统领着印度次大陆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而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正是两千年后我们仍然记得他名字的原因。

他所继承的庞然大物

阿育王并非亲手建立起这个帝国。他继承的是一台早已全速运转的机器。

他的祖父旃陀罗笈多·孔雀大约在公元前321年建立了这个王朝，把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焊接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的父亲宾头娑罗又将其进一步扩展。到阿育王登基的时候（他大约在公元前268年到前232年间在位，古印度年代的记法本就宽松，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日期前后浮动几年），孔雀帝国已经从阿富汗一直延伸到几乎整个半岛的最南端。

按大多数说法，这是次大陆第一次被当作一个整体来治理。阿育王从华氏城（今天的巴特那）出发，通过庞大的官僚体系、常备军，以及一张由道路和密探组成的网络，统治着这个国家。从最直白的意义上说，他是当时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早期的记载并没有把他描绘成一个温和的人。后来的佛教传说甚至给这位年轻的国王起了个绰号,“旃陀阿育”，意为”凶残的阿育”。不管这些故事的真假如何，他所统治的这个帝国，确确实实是靠武力建立并维持的。这也正是这场转变显得如此不寻常的原因。

他尚未拥有的一个沿海王国

羯陵伽是地图上的一个空白。这是东海岸上一个繁荣、独立的王国，拥有自己的贸易和自己的舰队，在周边一切都已被吞并的情况下，它依然顽固地留在孔雀帝国的控制之外。

在他登基大约第八年，阿育王出兵夺取这个王国。他赢了。羯陵伽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要击溃它意味着一场极其惨烈的战争，惨烈到这位皇帝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那笔账。

正是这一点让这个时刻与众不同。在他之前，统治者们已经打赢过血腥的战争，在他之后的几千年里，还会继续打赢下去。而几乎没有人做过的一件事是**把这种代价当作自己的一次道德上的失败来纪念。**阿育王做到了。在历史学家称之为”大摩崖法敕第十三号”的铭文中，他记下了这些数字，然后写道：“天佑慈祥王”（他自己的王室称号）“对征服羯陵伽人深感悔恨”，因为当一个尚未被征服的国家被攻占时，“屠杀、死亡与流放”会降临到那些根本没做过任何该受此报应之事的人身上。

一位征服者，在一场成功战役的顶峰，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忏悔。这在古代世界几乎找不到先例。

大多数掌权者永远不会迈出的转折

从那份悔恨中，生出了一个即便在今天读来仍近乎难以置信的决定：一位正处于权力巅峰的皇帝，选择停止征服。

阿育王放弃了把战争作为国家工具。取而代之的是，他在敕令中宣布了所谓的**“以达摩征服”**，即通过道德准则而非刀剑取得胜利。他没有解散军队，也没有假装帝国仅凭善意就能运转下去。但他在石头上郑重宣告，他希望自己的子孙放弃新征服的念头,唯一值得追求的征服,是道德意义上的征服。

就在同一时期，他转向了当时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佛教。那种整洁的故事,一场战场上的顿悟、一夜之间的皈依,某种程度上是后世佛教传统加工的产物，值得我们保留几分怀疑地看待。皇帝自己的铭文所呈现的图景更为微妙，说实话也更令人信服：一个人经年累月地不断深入一种新的哲学，在位时间越长，对它的投入也就越深。

绝对权力几乎从不会自我逆转。阿育王把他统治生涯的后半段，都用在了试图做到这一点上。

“达摩”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人们很容易把这想象成一位国王变得单纯虔诚的故事。但事情比那有趣得多。

阿育王的达摩（“法”的巴利语形式）并不是要求所有人都成为佛教徒。它更接近于他试图在一个极其多元的帝国中广泛传播的一套公共道德准则：能做到就尽量不使用暴力、诚实、对穷人慷慨、尊敬长者、善待仆人乃至动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宗教派别之间要相互宽容。有一篇敕令敦促人们尊重其他信仰，理由是贬低他人的宗教只会贬低自己的宗教。

他不只是宣讲这些理念。他任命了一类官员（“达摩大官”，大致可译为”道德官员”）去传播这套伦理，并检查臣民的福祉状况。他资助医疗，开凿水井，在道路两旁种植遮阴的树木，并设立驿站。他还约束了王室厨房对屠宰动物的胃口。

这是一位在实际工作中试图以道德榜样进行治理、并为此建立起相应制度的皇帝。他不是一个退出权力舞台的圣人，而是一位在保有权力的同时,努力把权力引向良知的统治者。

历史上第一场大众传媒运动

为了触及一个甚至找不到一种共通文字的帝国，阿育王做了一件事，结果证明这是他留下的最持久的成就：他直接把文字写在了大地本身之上。

他的敕令，多达数十篇，被刻在巨石、洞窟石壁，以及高大打磨光滑的砂岩石柱上，散布在从西北边境到最南端的广阔地域。这些铭文如今是我们了解他几乎一切信息的第一手证据。它们不是宫廷诗人的阿谀奉承，而是国王本人的话语，面向普通百姓，用的是当时日常使用的俗语,并以婆罗米文书写。

在西北地区，他的臣民中有希腊人和波斯移民的后裔，他便让人把敕令译成希腊语和阿拉米语，好让他们也能读懂。在今天阿富汗的坎大哈,一份双语敕令至今仍然留存。想想这份雄心：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十七个世纪，一位统治者独自一人，用三种语言,向整个次大陆传播一项道德纲领。

他没有把佛教留给自己

阿育王成了佛教最伟大的赞助人，而这份赞助正是这一宗教从一场地方性运动成长为世界性信仰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说是他召集了华氏城的一次佛教大结集，用以平息争论、纯正教义。他修建了寺院和用来供奉佛教圣物的窣堵波（穹顶状的舍利纪念建筑）；传统说法称其数量达到了一个象征性的八万四千座，这与其说是账目，不如说是传说，但当时的建造工程确实存在。位于印度中部的桑吉大塔最初就是在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在位期间建起的，至今仍然屹立，如今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最深远的影响是，他向海外派出了传教使团。据斯里兰卡的传统记载，阿育王派出了自己的儿子、僧侣摩哂陀前往这座岛屿，在那里使当地国王皈依，并播下了一种佛教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使者们还向其他方向传播了这一教义。一位皇帝个人的良知危机，经过数个世纪的演变，成了一个被数以亿计的人信奉的宗教。

一位不得不被重新发现的国王

而后，在将近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基本上被遗忘了。

在他去世后大约五十年内，这个帝国就四分五裂了。他的敕令依然矗立在露天之下，但书写它们的文字已经死亡，没有人能再读懂它们。数百年间，人们从刻满文字的石柱旁走过，那位国王只自称**“天佑慈祥王，皮亚达西”**（这是一个称号，不是名字），却没有人知道那究竟是谁。

这把锁在1837年被打开，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兼学者詹姆斯·普林塞普破译了古老的婆罗米文。由此浮现出一位神秘而仁慈的君主，任何历史记载都不曾保存过他的事迹。要证明皮亚达西和阿育王是同一个人，还需要进一步的侦查工作,包括提到阿育王之名的斯里兰卡佛教编年史，以及1915年在马斯基发现的一处后来的铭文，它最终一口气拼出了”天佑阿育”这个完整称呼。

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统治者之一，竟然要像一座失落的城市那样，从他自己留下的石头中被重新发掘出来。

为什么他的头像出现在你的卢比上

当印度在20世纪获得独立、开始寻找象征符号时，它越过莫卧儿王朝，越过英国统治时期，越过笈多王朝,一路追溯到了阿育王身上。

曾经矗立在鹿野苑他那根石柱顶端的狮子柱头（四只亚洲狮背对背而立，雕刻于公元前3世纪）成了印度国徽，于1950年1月26日正式采用。同一座纪念柱上的那个法轮，即达摩之轮，则成了阿育王法轮：国旗中央那枚24辐条的海军蓝色轮子，于1947年7月被正式采用。

于是，一个已有2200年历史的佛教符号，一个曾被一位皇帝选定用来象征某种道德理念的图案，如今出现在每一本印度护照上、每一张卢比纸币上、每一份政府信笺的抬头上。一位因战争而心生厌恶的国王所选定的图腾，最终成了整个国家的图腾。

权力所能做出的最罕见之事

即便撇开种种传说，那笔账目依然能让人为之一震。一个几乎对次大陆三分之一土地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打赢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场战争，却把这场胜利当作一道伤口。此后，他用自己在位剩下的岁月，努力凭良知施政，并把证据刻在了任何人都能读到的地方。

历史学家理应提醒我们不要把他打磨成一个毫无瑕疵的圣人；史料稀薄，传说浓厚，而达摩说到底仍然是一个帝国所颁布的一项政策。但其核心并非神话。它刻在石头上，用的是他自己的话。

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罗列了充斥于历史长卷之中的数千位”陛下、殿下与至尊者”之后，这样写道：在他们所有人之中，“阿育王的名字闪耀着光芒，而且几乎是独自一人在闪耀，如一颗星辰。”

这正是值得铭记的部分。权力几乎从不会回头。唯有一次，在公元前3世纪，它回头了,而它认为这个转变重要到值得被永远地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