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设计出来的裂痕:殖民官僚体制如何把信仰变成了一条断层线

“分而治之”这个说法太过耳熟,以至于我们早已听而不闻。但它从来不是一个比喻。对于统治印度的大英帝国而言,它是一本实实在在的操作手册。它最持久的产物,不是一条边界,也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种信念: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是两个截然不同、彼此对立的民族,永远无法真正共享一个国家。

这一信念如今塑造着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政治格局。值得认真而诚实地追问的是,它究竟从何而来。

首先,诚实的那部分

我们不应该用一个神话去替换另一个神话。若声称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直完美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而所有冲突都是英国人凭空捏造出来的,那也是不真实的。前殖民时代的印度确实存在真实的紧张关系:恰好信奉不同宗教的王国之间的战争、寺庙和神像遭到破坏,以及一段段迫害时期,同时也伴随着长期的共存和一种丰富的共享文化。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简单的。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更狭窄,却也更有力:英国人并没有发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差异,但他们把原本流动、彼此交叠的身份认同,刻意地硬化成了僵化、对立的政治阵营,这是有意为之的,因为一个分裂的被统治人口,比一个团结的人口更容易统治。托马斯·梅特卡夫和比潘·钱德拉等历史学家已经记录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尤其是在1857年那场起义带来的冲击之后(当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曾并肩作战、共同对抗东印度公司),殖民政策逐渐转向,开始把印度的各个社群当作根本上彼此分离的群体来对待和治理。

把人清点进一个个方框

第一件武器,说来讽刺,正是人口普查。

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的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层次、边界模糊的身份认同:地域、语言、种姓、教派、职业和信仰,而这些身份没有一个是绝对的。殖民地的人口普查却要求一个单一、干净利落的答案:你究竟是什么?一代又一代,每一个人都被归入固定的宗教类别,并被逐一清点。原本是一道光谱的身份认同,变成了一个勾选框。而一旦你把人清点进彼此对立的群体,你便已经制造出了对立的群体,有了可以争论的数字,也有了可以彼此对立起来的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

像不同物种一样分开投票

其中最具毒性的创新出现在1909年,那一年的改革引入了分离选区制度。在这套体系下,穆斯林不能与自己的印度教邻居一起,为共同的代表投票。他们只能单独投票,只能投给穆斯林候选人,而且只能在专属穆斯林的选区内投票。

想想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它告诉一名穆斯林选民,他真正的政治共同体不是他所在的城镇,不是他所属的阶层,也不是他的国家,而是他的宗教;并且从制度设计上讲,他的利益天然就与街对面那位印度教徒的利益相对立。它把信仰变成了政治的基本单位。1932年的《社群裁决》把这套逻辑进一步延伸,沿着宗教和种姓的界线,把代表席位切割开来。

你不可能花上四十年时间教导人们,他们最根本的政治身份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然后当他们要求按照宗教界线建立一个国家时,再装出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让分治得以被人设想出来的那套机制,是一块又一块官僚零件拼凑起来的,早在1947年之前的数十年间就已经安装完毕。

分裂开来,它便会自行运转

分而治之的巧妙之处(也是它的恐怖之处)在于,到最后它根本不再需要统治者亲自出手。一旦教派身份被嵌入投票制度、政府雇佣体系,以及人口的清点和代表方式之中,它便会变得能够自我维持。各方的领袖都会开始沿着这些界线动员群众,因为正是这些界线才能得到这套体系的回报。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大可以退到一旁,袖手旁观印度人替他们完成这场分裂。

这正是为什么”一切都是英国人干的”这种说法,和”这一切本来就已经存在”这种说法,都过于简单化了。这其实是一场协作:一个古老社会内部真实存在的分歧,与一个现代国家对这些分歧蓄意加以利用,二者共同作用,而后者把前者变成了一种远比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僵化、更政治化、也更致命的东西。

为什么这件事至今仍然重要

这套机制的寿命超过了那个帝国本身,而这正是为什么这不仅仅是一堂历史课。把同胞公民首先当作某个宗教的成员来看待的这种习惯(为了政治利益而清点、分类各个社群,并让它们彼此对立),并没有在1947年随着印度独立而消失。它被继承了下来,而且至今仍在被灾难性地使用着,使用它的人,正是那些发现分裂的民众比团结的民众更容易统治的人。

承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永恒宿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这并不是要为任何一方开脱,也不是要否认真实存在的种种冤屈。这是要看清这场骗局的本质,并且理解一个道理:一位统治者为了自身方便而画下的一条断层线,原则上,也可以由那些本被这条线所分裂的人们亲手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