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教会了印度参加考试。印度从未停止过。

先从印度所继承的那个数字说起。1947年8月独立之时,在190年的英国统治(从1757年征服孟加拉算起)之后,大约有12%到18%的印度人识字,具体数值因年份和统计口径不同而异。姑且说,大约是八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间。

这就是英国最大、最珍视的这块殖民地,在教育上所交出的回报。六个人中有五个人,连一张法院公告或自己的名字都读不懂。

此后印度教育中所有的成败,都要从这个数字说起,也要从造就了这个数字的那台机器的构造说起。印度所继承的,不仅仅是低下的识字率,它继承的,是那套设计本身。

一架缺了下面几级的梯子

在整个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政策遵循一种被称为”向下渗透”的理念:用英语教育顶层一小撮印度人,让启蒙自然而然地向下滴落,惠及所有其他人。这种滴落从未真正发生过。顶层那一小撮人得到的是工作。英语打开了法庭的大门(它在1837年成为法庭的官方语言)、打开了各类办公室的大门、也打开了政府薪酬名册的大门,而考试正是通往这一切的那道关卡。

在纸面上,政策确实变了。1854年的《伍德教育急件》,常被称为现代印度教育的奠基宪章,承诺建起一架完整的梯子:底层是用印度本地语言教学的乡村学校,顶层是大学。大学如期而至,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分别在1857年建立了自己的大学。而乡村学校大多没有等来这一天。经济史学家拉蒂卡·乔达里已经证明,殖民政府在本已捉襟见肘的预算中,只拿出约3.5%用于教育,而这笔钱还更倾向于流向服务少数人的中学和学院,而非惠及多数人的小学。

结果按种姓划分得清清楚楚。在殖民时代后期,大约三分之一的婆罗门能够识字。而在殖民当局自己贴上”受压迫”标签的那些种姓中,每一百人里识字的还不到两人。

要了解基层教育的真实状况,你不必只听信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说辞。1929年,由英国教育家菲利普·哈托格爵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在审查基础教育后,报告了”浪费与停滞”的现象:孩子们入学,在教室里坐上一两年,随后便辍学离开,却始终没能真正学会阅读。这正是这个帝国对它自己所办学校的自我审计结果。

这台机器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一切绝不仅仅是吝啬那么简单。这套体系有它自己的目的,而且它确实达成了这个目的。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挑选并认证出一小批说英语的中间人,用来充实英属印度政权各级办公室的人手。我们此前已经写过那位把这一点公开说出来的人,也写过在他之前就已存在的那张乡村学校网络。

其逻辑是这样运转的:考试是筛子,学位是奖品,政府职位才是真正的重点,而英语则是通关密码。一个孩子究竟是否真正理解了什么,从来都不是这台机器被调校去衡量的东西。它被调校的目标,只是筛选。

请记住这句话,因为这台机器至今仍在运转。

两种速度,一套体系

看看今天的印度教育,你会看到两个几乎不像属于同一个国家的故事。

在顶端,这座金字塔的塔尖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堪称世界一流。第一所印度理工学院于1951年在卡拉格普尔成立,那时距离独立才过去四年,如今这些理工学院已跻身地球上录取要求最苛刻的工程学院之列,其校友执掌着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的科技公司。据AISHE(政府年度高等教育调查)统计,印度运营着世界上现存两大最庞大高等教育体系之一:在校生约4500万人。它的软件与IT服务产业,每年出口的业务价值远超2000亿美元,行业组织NASSCOM估计,2025至2026年度这一数字将达到约2460亿美元。

而在底部,根基已经出现裂痕。ASER是印度规模最大的独立乡村教育调查机构,它年复一年地发现,大约一半的乡村五年级学生,连一段面向二年级学生的课文都读不懂。世界银行估计,即便在疫情之前,超过一半的印度儿童在十岁时,都无法读懂并理解一段简单的文字。(你有时看到的那个70%的数字,是中低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平均水平,并非印度一国的数字。)

而正是那套古老的筛选逻辑,把这两个层级紧紧维系在了一起。毕业会考和入学考试至今仍在决定人的一生,整座整座的补习城镇就是靠这一事实运转起来的。学位至今仍然凌驾于它本该认证的那项技能之上。英语依然是那道通关密码:你出生在英语授课这条分界线的哪一侧,依然是这个国家最尖锐的阶层标记之一。死记硬背之所以延续至今,正是因为考试奖励的就是它。

这种两速并行的格局,一个资金充裕的精英阶层坐镇于一个营养不良的底层之上,正是那套殖民地模板,几乎原封未动、清晰可辨。

这本账里最令人不安的部分

现在到了一份诚实的账目无法回避的那部分。英国人搭建了这套模板,并留下了那12%到18%的识字率。他们要为这条道路的起点负责,但他们不必为此后78年间所走的每一个转弯负责。

独立后的印度,是主动选择、一个十年接一个十年地延续了这个格局的。1966年,印度自己开展的那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审查,即科塔里委员会,建议将GDP的6%用于教育。但历届政府都从未达到过这一目标,教育支出至今仍徘徊在3%左右。那些用来撑门面的重大投资,都流向了塔尖,流向了理工学院和各大学,而基础教育却步履蹒跚。免费而强制的初等教育,直到2010年《受教育权法》正式生效,才成为一项可强制执行的法定权利,那时距离英国人离开,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

而当印度教育终于被拿去与世界水平相比较时,其反应本身就颇能说明问题。印度只参加过一次比较各国学校体系水平的国际测试PISA,那是在2009年。它在74个参与地区中排名第73位,此后十多年间再未参加过这项测试。这个决定,可不是麦考莱做出的。

经济史学家们还揭示出更深一层的原因。乔达里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独立之前还是之后,地方精英们都攫取了学校经费,把资金引向服务自家子女的中学,而让大众化的初等教育被搁置一旁。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其实早于英国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而且比他们统治的时间存续得更久。

这个帝国最持久的纪念碑

帝国总会留下纪念碑,而印度至今仍在为英国留下的那些争论不休:铁路、法院、新德里那些用砂岩建成的政府大楼。但其中最持久的那一座,并非用石头砌成,而是一间考场。一排排单人课桌,墙上挂着一只钟,还有一张试卷,即将把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孩子,分拣进各自不同的未来。

英国人建起这间屋子,是为了挑选出文员,而且他们对此毫不掩饰。此后的78年里,印度本有机会围绕一个不同的问题来重新构建它,不再是”我们该挑选谁”,而是”这个孩子究竟学到了什么”。可这场重建才刚刚起步。农村地区一半的五年级学生,依然读不懂二年级的课本,而与此同时,那一小群穿过了漏斗式筛选的人,继续前行去运转着整个世界的软件产业。

1947年,六个人中有一个识字。这个数字后来上升了。但那套设计,却比绘制它的那个帝国活得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