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寇松勋爵把孟加拉一分为二。泰戈尔用一首后来成为孟加拉国国歌的歌来回应

1905年10月16日清晨，加尔各答的人群赤脚走向恒河，这是传统的服丧标志，并在河中沐浴。随后，他们互相在手腕上系上彩色棉线。陌生人之间也这样做。警察也被人系上了线。据泰戈尔的侄子阿巴宁德拉纳特记述，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一时冲动，径直闯入纳霍达清真寺，给那里的教士们系上了兄妹带。

孟加拉被一分为二的这一天，被人们变成了一场手足情谊的节庆。而下令将它一分为二的人，正是总督乔治·纳撒尼尔·寇松。当年6月，他曾写信给一位同僚，预告会发生什么：“想象一下那阵阵哀号吧！他们在孟加拉几乎要把我生吞活剥。”

官员们原以为这阵哀号很快就会平息。结果它持续了六年，并且，它赢了。

只讲效率，容不下印度人

1898年12月30日，寇松抵达孟买，此后他以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苏米特·萨卡尔所说的”名副其实的效率崇拜”治理印度。他修建铁路，整顿警察制度，保护古迹。

但他不希望印度人分享这份工作。1900年11月，他向印度事务大臣哈密尔顿勋爵保证，印度国民大会党正”摇摇欲坠，即将垮台”。1903年，他告诉一位同僚，自己的方针是把国大党当作”一件肮脏之物”，从不理会它。萨卡尔称1900年的这番预测”荒唐得离谱”，并指出，恰恰是”寇松这样人物的挑衅政策”，才让国大党的温和派重新焕发了生机。

饥荒与对慈善的恐惧

不到一年，他就遇上了一场灾难。1899年的干旱给印度西部和中部带来了饥荒。到1900年6月，历史学家、退休文官罗梅什·钱德拉·达特统计，将近600万人被纳入政府的赈灾工程。达特称这是”印度有史以来波及范围最广、程度最严重的一场饥荒”。

1900年1月19日，寇松在立法会为一份通告辩护，该通告要求各省对领取救济前须通过的”审核标准更加严格”。印度报纸称这种做法不近人情。他承认，国家必须做好准备，“不惜花掉最后一个卢比来挽救人命”。随后，他又摆出天平的另一端，用的说辞正是他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前任们所熟悉的那一套：

依我之见，任何一个政府，若为了挥霍无度的慈善事业而危及印度的财政状况，都理应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任何一个政府，若因不加甄别的施舍而削弱了民众的韧性、瓦解了他们的自立精神，则犯下的是一桩公共罪行。

他自己的委员会算出了什么

在这一点上，为他辩护的人确实有道理。据政府自己的统计，赈灾开支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至少一亿五千万卢比，1901年的饥荒委员会也认同寇松的看法，认为整场饥荒的救济总体上”过度”了。

同一份报告也显示了救济来得太慢所付出的代价。它估计，仅英属地区的饥荒死亡人数就约达125万，而这还没有统计土邦；报告记述，土邦挨饿的百姓纷纷越境进入英属领土，“许多人爬过边界，只为了死在那里”。报告发现，在古吉拉特邦，如果乡村救济能”给得足够慷慨”，死亡人数原本会更少。等到1900年6月救济终于放开手脚，“却为时已晚，损害已经造成”。

一场有尼禄在场的觐见庆典

两年后，他正在筹划1903年1月1日在德里举行一场加冕觐见庆典，庆祝爱德华七世登基为国王兼皇帝。

批评者提出反对，因为国内部分地区仍受干旱威胁。1902年9月，寇松在参事会上回应说，“我们的老朋友尼禄，据说曾在罗马大火之际拉琴自娱，如今也常被人搬出来，专供我消遣”。他承诺不会从赈灾款中挪用一个卢比，大部分费用将通过门票销售和铁路票款收回。萨卡尔称这”纯粹浪费了两百多万卢比”。

让更少印度人执掌印度的大学

他1904年的《大学法》，源自萨卡尔所说的1901年在西姆拉召开的一场”秘密的、清一色白人参加的会议”。随后成立的委员会中有一位印度成员古鲁达斯·班纳吉，他并不认同委员会的结论。这项法案削减了大学评议会中民选成员的名额，并把哪些学院可以取得联系资格的最终决定权，交到了官员手中。

1904年3月18日，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卡莱在参事会上力争反对这项法案，称它”明显是一种倒退”。他预测，新的评议会将”以欧洲人占绝对多数，印度人只占极少的点缀”。寇松则表示，此举的目的是”全面提高教育水准”。萨卡尔指出，1903年至1904年，教育总支出仅占预算的约2.5%，而寇松的警察改革每年却要多花1500万卢比。这项对学院的新控制权，后来被用来惩戒学生抗议者。

分割孟加拉的理由

1901年，孟加拉人口达7850万，管辖范围还包括比哈尔和奥里萨，英国官员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担忧它的规模过大。内政秘书赫伯特·里斯利1903年12月首次公开提出的理由是，孟加拉的政府负担过重，而阿萨姆需要一个港口。里斯利还补充说，这也能让扩大后的阿萨姆的官员们，得到”更广阔、更有意思的工作天地”。

1905年7月19日公布的最终方案，设立了一个以达卡（今达卡）为首府的新省份，东孟加拉和阿萨姆省。该省人口约3100万，其中1800万是穆斯林。

历史学家约翰·R.麦克莱恩认为，行政方面的理由才是主因，政治动机虽然确实存在，却始终不占上风。但他也承认了核心的一点：“肯定存在着‘分而治之’的意图。“问题在于程度有多深。档案给出了答案。

档案里私下写着什么

里斯利1904年2月7日和12月6日所写的机密备忘录，是写给同僚看的，不是给公众看的：

统一的孟加拉是一股力量；分裂的孟加拉将朝几个不同的方向拉扯。这完全属实，也正是这项方案的优点之一。

另一份写道：

要在一份注定会被公开的公文中作答，同时又不透露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项方案中，正如把贝拉尔并入中央省的做法一样，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分裂并借此削弱一个对我们统治构成有力反对的团体，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总督自己的话

寇松的说法更加直白。1904年2月17日，他在从吉大港开往达卡的火车上，写信告诉印度事务大臣圣约翰·布罗德里克，孟加拉人”喜欢把自己当成一个民族”，如果此刻让步，就等于”在印度的东翼，把一股本已强大的力量进一步凝固、巩固起来”。

第二天在达卡，他向东孟加拉的穆斯林许诺，这个新省份将带给他们”自古代穆斯林总督和国王时代以来从未享有过的统一”。麦克莱恩认为，穆斯林首次真正支持分割正是从这次访问开始的。萨卡尔则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这层考量起初是次要的，因为主要目标是加尔各答那批受过教育、以印度教徒为主的领导层。至于帝国如何把这类许诺变成一整套制度，则是另一个故事。

当伦敦考虑改为把比哈尔和奥里萨分割出去，一种按语言划分的方案，寇松予以拒绝。他在电报中说：“我们这项提议在政治上是否有利，最好的保证，就在于国大党对它的厌恶。”

他的继任者明托勋爵对寇松并无好感，认为这项分割是”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无视了当地的民情与舆论”而强行推动的。但他还是保留了这项分割，并在1906年2月写道，“单从政治角度而言，撇开旧省的行政困难不谈，我相信这次分割是十分必要的”。

一场抵制，一根系在手腕上的线

1905年7月8日，老派政治家安比卡查兰·马宗达告诉孟加拉参事会，“一个无助民族的抗争恐怕已经结束”。一个月后的8月7日，加尔各答市政厅座无虚席，会议投票通过抵制英国商品，他收回了自己的话：“在我看来，真正的抗争如今才刚刚开始。”

外国布匹被堆起来焚烧。分割那天，按拉门德拉桑达尔·特里维迪的提议，妇女们不生炉灶做饭。泰戈尔在9月下旬的两场集会上提议举行兄妹带仪式，报纸也刊出呼吁，号召人们”不分阶层、种姓或信仰”互系兄妹带。

萨卡尔给出的数字显示，1907年至1908年，孟加拉的织布厂共生产790万码布料，而流入加尔各答的外来成品布匹却达到13.3亿码。他得出结论，这场抵制运动对进口”几乎没造成什么损伤”。

这场运动也未能弥合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裂痕，萨卡尔将此列为运动的核心失败之一。东部大部分穆斯林舆论支持新省份，带头的是达卡的赛利姆拉纳瓦布。麦克莱恩指出，政府后来曾借给这位纳瓦布一大笔款项，但他提醒不要因此就说这份支持是被收买来的。孟加拉的穆斯林在求学和谋取公职方面长期处于劣势，而新省份恰恰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机会。

比帝国更长寿的歌

泰戈尔在那几个月里写了一连串歌曲。萨卡尔认为与分割那一天关系最密切的，是《孟加拉的土地，孟加拉的水》，一首祈愿孟加拉的土地与水都神圣不可侵犯的歌。

另一首的曲调则取自乡间，源于巴乌尔歌手加甘·哈尔卡拉的《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他》。这首歌发表于1905年9月号的《孟加拉达尔善》杂志，那时分割方案公布已有数周。它的名字叫《我的金色孟加拉》。官方英译本的第一句是”我金色的孟加拉，我爱你”。

表面上看，这是一首献给一片土地的情歌：春天的芒果林，成熟的稻田，河边榕树的树荫。学者尼亚兹·扎曼在《每日星报》撰文，称这首歌是”为抗议孟加拉分割而创作”的。

六年后被撤销

分割方案生效时，寇松其实早已辞职，他在1905年8月因与总司令基钦纳勋爵在军需委员一职上的争执而去职。

抗议浪潮却比他任期更长久。到1911年，总督参事会的内政委员因孟加拉持续不断的革命暴力事件而深感忧虑，主张”除非我们除掉分割这个毒疮，否则永无宁日”。1911年12月12日，在又一场德里觐见庆典上，乔治五世宣布孟加拉将重新统一。英属印度的首府也将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穆斯林联盟的抗议声浪很大，却无人理会。萨卡尔称这次撤销对穆斯林政治精英而言是”一记突如其来的打击”。

1947年，孟加拉再度被分割，这一次它的东半部，不再包含阿萨姆，成了东巴基斯坦。1971年，它在那场缔造出孟加拉国的战争中战斗着独立出去。1972年1月13日，这个新国家正式采用了自己的国歌。那正是1905年9月发表于《孟加拉达尔善》杂志的那首歌，开头一句就是”我金色的孟加拉，我爱你”。